说起国民党，我们马上想到其腐朽反动与历史罪责。我们惯于寻找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收获也如本书作者所说，“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实在太多”。但这也成为了“后见之弊”，我们天生带有后来者的傲慢，而错失了更深入洞察历史的可能。我们容易天然认为，共产党的决策是正确的，国民党的行动是错误的——这样的先入为主，恰恰违背了合格共产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品质。抛却成见，唯物唯实，也许我们可通过此书从组织建设之视角窥探更多得失之理、成败之鉴。
一、本书概述
本书回答成败问题的创新尤在于提出国民党的“弱势独裁”，既有党员、党权的弱势，又有党争导致的弱势。从十月革命启迪半殖半封中苦寻出路的中国开始，无铁纪约束、无组织培养的国民党，开始限定在党务组织层面吸收“技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这场照搬党章的“洋务运动”无法解决散漫且因投机入党日渐膨胀的基层问题。
北伐行将胜利之际，“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面对一个理论更完备、宣传更有力、基础更严密并正大量吸收进步国民党党员的无产阶级政党，背叛革命便是国民党实现独裁理想的必然。
而也正是“清党”断绝了国民党与农工阶级、民众运动、党内进步分子的联系，让投机腐化、土豪乡绅分子占了上风，主义名存实亡。派系斗争与正统争夺旷日持久，1938年，蒋介石确认为党魁，派系斗争与党政军的权力斗争依然延续，基层溃散直至解体，有独裁之心而无其力的国民党终于“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二、比较视角
尽管本书一直着笔国民党，但两党之历史比较不可避免地在读者心中进行。于是，我们从组织视角，看“失败者”与“成功者”的历史抉择。
国民党组织失败，可体现在其从24年到49年建立党治的努力最终失败。究其原因，除了我们所了解的“清党”断绝进步分子与破坏基层根基，我认为关键还有二：一是外在军权、政权对党治的破坏，二是内生理论建设不能满足形势需要。彼时中共恰也需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可借此管窥两党的回答有何差异。
1.军权
在中共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同时，蒋也发觉比拼“党力”毫无胜算的国民党只有采取武力。北伐时期，军力就先于党力发展，军人党员膨胀。30年代初，蒋的下野使得其对党组织不抱信任。30年代中期后，由于蒋得势，而其根基在于军队，党的会议成了蒋军事独裁的掩饰，形同点卯，失去行使党权的作用。军权对党权越发倾轧，以党治军的国民革命理想沦为泡影。而反观汪精卫派，其在军队近无影响，而发迹于党政。党权屈服于军权，我以为不无派系斗争之影响。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基本由其一手缔造，党力先于军力。这固然有制度建设上的优势，但先期起义屡屡受挫，士气建设比大革命时困难许多。1927年，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未能实现目标，广州起义仅三天就失败。组织不成熟、思想较混乱，党内对革命武装的单纯军事观点（排斥党委领导）、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思想有所发展，而毛泽东等同志认为党的建设是改造革命队伍的关键。1929年，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等原则，在党内军内统一思想。决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此，红军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方向，党对枪的指挥定型。
2.“指导”
无独有偶，1928年国民党中央推行“党政分开”，认为“党权高于一切，乃指中央党权而言”“非横断的以各级党部指导监督各该同级政府”。高层对党员党力不信赖也不抱希望，况且“训政”初期部分党部跋扈，故在党政冲突时中央往往谴责党部，《省组织法》也日渐削减党委权重。同时，基层党部的经费仰赖政府拨发，多有拖欠。政治与经济上，基层党权都对政权处劣势。高层剧烈的派系斗争更消解了党权作为整体的效力。
而中共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党权受到相当干涉。大革命期间，联共右倾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低估中共是“早产儿”，压制并迫使其与国民党合作，甚至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停止。国民党背叛后，共产国际又迅速转向“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与时期都提供了不切实际的指导。纵观共产国际的众多错误，既有苏联片面利益的诱发，又有教条主义的毒害。如此，中共党权遇到的危机与造成的损失亦是极其严重。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及前后一系列会议，14岁的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成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成熟政党。这时，中共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了国际错误干涉的问题，才让党权得以充分行使。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中共完全独立。
3.理论
在军权政权的强势挤压外，国民党党力不足也源于其混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20世纪中国政治舆论中，“左派”“右派”“打倒帝国主义”等流行词汇皆出中共或左翼，反映着其引领着对革命形势的深刻认识与准确判断。而国民党理论建设层面名为沿着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设想，实际只是缝补挑拣、见风使舵。尤其“分共”以来，把三民主义中左的部分完全抛弃，转向虚无缥缈的阶级调和论。“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
三友案可作一例。沪战间，三友厂试图借机解雇上海工人。工人集会护厂。上海政府责令，三友厂拒不执行。延宕半年，中央发电严词查办，遭52家沪企联合抵制，后辗转由杜月笙调解，劳方屈服。劳方打民生旗帜诉求，资方亦搬出民权谴责国府偏袒，如此“阶级调和论”难以自全。
花开两朵，中共的理论探索亦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易事。土地革命初期，党内一些人持有“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认为这样可以把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的荒谬逻辑，漠视群众利益；白区工运战场，一些人“主张‘打倒一切’，盲目扩大罢工”，不顾革命实际与工人利益，招致了20年代末许多工运失利；1928年共产国际甚至曾以流寇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37年王明宣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中共的理论并非天生就适合实践的需要。而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旗帜鲜明立足于工农与中华民族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坚决抵制漠视群众、脱离实践的“左”倾、右倾错误。在斗争与总结经验、探索中，中共创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理论进而指导革命建设实践，做出符合时代形势需要的回答。
譬如农村包围城市，既非马恩的预见，又非苏俄的成法，而是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结合的成果。中共的思想也不仅限于领袖或党中央的突破，而是与革命群众紧密结合，既有“批判的武器”，又有“武器的批判”，如抗战时高鲁记录，民主生活会对投降派、新政权、国际时事的讨论都很激烈。
三、结语
即使在“胜利者”眼中，历史不乏坎坷：中共同样经历过张国焘分裂与派系主义的挑战、党权不成熟的危机、“左”倾与右倾错误的曲折。但我们坚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我们确定了党指挥枪与独立自主，我们实事求是探索出符合实际的道路……新时代，我们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不断理论创新，推进自我革命……
为什么胜利者是共产党？三言两语难以概括。单从上述组织角度来看，中共对其组织先进纯洁性持有信心，以其组织改造革命军队、独立自主革命，因而党的理念得以充分贯彻。同时，中共实事求是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代表工农阶级，纠正自身错误，“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去伪存真指导革命实践。
先进的理论指引并塑造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实践并发展先进的理论，二者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