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隋唐起，科举考试成为中国典型的考试制度，形成文化传统。政治精英的考试吸纳分为入门和中高级官员两个层次，都经历了从非竞争性到竞争性的转变。非政治类精英的考试机制体现在学生和工人群体中，高考和产业工人的考核淘汰成为重要特征。以上共同点便是需要通过考试完成劳动力商品化的“惊险一跃”。考试文化的形成路径包括考试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回报、历史基础、产业后备军的庞大以及政治精英选拔的影响。然而，考试文化也面临教育沉没成本增加、考试选拔成本升高、阶层流动趋于瓶颈等挑战。
关键词：考试制度；阶层流动；政治精英吸纳；教育投资；科举
引言：考试文化的起源
隋唐以来，科举考试这一“可以重复验证成绩的大规模竞争性笔试”成为典型的中国式考试制度（刘海峰、苑津山，2023）。这一制度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了选拔政治精英、维持政权稳定与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和门第的限制，为社会的阶层流动开辟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考试选官的制度被周边国家纷纷效仿，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张名片。考试制度以民主、公平、崇尚竞争的精神为主要支柱（胡向东，1999），推动了“学而优则仕”等文化观念的形成，培育出中国崇尚考试选才的文化传统。
郑雅君（2023）指出，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化身份扩展的寒门学子，如同穿梭在弱势社群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大使”，他们精通两边的语言、明白彼此的诉求，也有意愿、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和决策，从而改善其原生社群的生活境况。考试选才带来的草根阶层政治精英吸纳对其所属阶层处境的改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进而使得两极分化与赤贫化得以遏制，底层政治反对活动下降，政权稳定性因而得以加强。
政治精英的考试吸纳
政治精英根据级别和考核路径的不同，可以姑且分为入门政治精英和中高级官员政治精英。
新中国成立后，借助人大政协吸纳（行政吸纳）、社会组织吸纳（社团吸纳）等多种渠道，有效地将旧知识精英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林盼，2023）而文革中政治精英团体处于被斗争的地位，吸纳几乎停滞。文革结束后，政治精英的吸纳得以继续。在文革中表现清白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竞争性）下，“干部任用的决定权主要掌握在领导手中，领导就是‘伯乐’”，因而在制度设置上还是实际的运行上都几乎没有竞争性，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21世纪以来，源于干部任用上腐败行为的倒逼，政治精英吸纳模式重新转向竞争性。（王炳权、李海洋，2016）
初级公务员通过公开招募与考试的方式遏制了任人唯利唯亲的势头，而中高级官员政治精英的选拔有所不同。“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无论是作为一种对社会思潮的回应，还是作为向执政党转型自我革新的尝试，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崭露头角，又因为导致地方帮派主义或是异地交流官员阻力变大等问题而淡出。（仲启群，2016）高级政治精英的考核在这一段时期内曾呈现出唯票唯分的考试化加深倾向。
周黎安（2014）提出的行政发包制很好解释了中观政府运行和干部选拔评价模式。基于他提出的政治锦标赛理论，以竞争为主、非竞争为辅的选拔制度。官员的晋升机会取决于其表现是否优于同级别官员，在同一省份内，地市级领导根据经济增长或政策执行的排名等因素进行晋升。政治忠诚和“人事关系”等非透明因素也是影响晋升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政治精英的考核吸纳体现了明显的竞争性考试。官僚的行为方式在工作中自然对负责的领域产生影响，因而在高校等泛体制内乃至民企，发包制与锦标赛也可见一斑。
非政治类精英的考试机制
根据考核的阶段不同，非政治类精英可以分为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
在中国学生许多个“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中，高考和读研是最具代表性的。
高考恢复初期，提高招生质量放在重要位置，直到1997年提出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并逐步上升为首要基本原则。高考得以实现了基于政治身份的权利公平、强调效率优先的程序公平、注重协调发展的实质公平的三段跳跃。（王新凤，2021）尽管有研究显示，名校的学生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越发严重（未知，2017），但以高考为旗帜的考试体系依然深受中国家庭信赖。
读研一般分为保研和考研。大学考试是保研的重要途径，在名校决定性更甚。当前我国的大学考试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但存在表现为求分主义、育人性较为薄弱、公平性有所松懈等问题。（王世玉，2023）而“考研热”本质上反映了研究生招考制度性质与功能的变化，即从选拔顶尖学术人才向选拔高层次就业人才转移，同时承担高考后置、社会前置的教育分流功能，呈现出部分“类高考”的特征与趋势。（韩双淼、傅浩东，2023）
在学生群体的阶段，人们在为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商品进行准备。教育投入是提升自身交换价值的最好方式之一。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阶级也需要完成马克思等人论述过的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跃”。他们在市场选择前不得已倾尽全力进行无比充分的准备，因为“惊险一跃”一旦失败，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沉没成本损失而破产的经济危机。在市场的强烈竞争下，人被商品经济支配程度加剧，教育阶段的容错率被无限降低，为“惊险一跃”的准备约束着整个学生阶段。于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传统士子的真实写照不仅体现了读书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更加揭示了考试在劳动力商品出售中“惊险一跃”的实质。
而对于庞大的产业工人这一群体来说，他们面对极为特殊的淘汰进程。下岗潮无疑是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单位有义务负担工人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而下岗不仅让许多工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活计，更突出体现了硬性摊派、化公为私、只裁工人不减冗官、打击报复压制工人等问题。（任祥煦，2000）许多工人“从年轻起便处于单位生活中，服从纪律和组织安排，信仰也较为牢固”，更加难以接受下岗。（尤宇轩，2020）这堪称工人面对“考试淘汰”或是“惊险一跃”的跌落粉碎的典型体现。
我国的产业后备军在啼哭中诞生。根据谢富胜、匡晓璐（2018）的计算，我国产业后备军存量在2002—2013间呈下降趋势，但由于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被城市经济部门吸收，产业后备军将（对现在来说或是“已”）再次上升。随之而来的“末位淘汰制”考试文化的盛行与剥削的加剧，更把工人紧紧束缚在了考试的轨道里。尽管2013年11月，最高法发布“王鹏案”指导性案例，“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不能仅因劳动者在考核中居于末位等次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吴光侠，2015），但目前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得劳动者权益屡遭侵害（孙光宁，2014），仍然有待劳动者保护的更加健全。考试气氛伴随着产业后备军的增加而越发强烈。尽管由于劳动者权利保障等制度的实施有所缓解，“惊险一跃”在工人阶段也在持续进行。
考试文化的形成路径
考试如何由政府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的运行规律衍生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政治文化，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
考试投资短期高回报依然成立
王亚华（2007）指出“关于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大一统当属最重要之特征”。在大一统的集聚效应下，我国历来注重以考试形式吸纳政治精英到中央与地方工作。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不太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下，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由考试的方式进行择优分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打造“工程师红利”降低劳动力价格等原因，这样的高等教育分配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国内高校学费在5000-6000元/年左右，而以美国顶尖高校为例，学费高达50000-60000美元/年，而普通公立学校学费可能只有10000-12000美元/年。（尽管国内外高校对学生都有可观的补助使得求学费用降低而影响数据准确性）可见，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可以带来由于政府与社会投资产生的人力资本或是技术要素的快速增加，具备较丰厚的短期回报。
考试投资长期回报机制存在
武玮（2017）的计算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研究生起薪差异中62.51%应归结于第一学历歧视。由此可见高考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在高校扩招浪潮下依然是可观的。李婉秋、赖玥（2015）在性别、现有学历和初就业学历、现有专业和初就业专业、初就业职位7个变量的分析中，发现影响柳州市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位晋升的显著因素是现有学历。于是，延长教育年限对职业晋升也具有显著影响。
考试投资传统具有历史基础
华伟、缪建东（2023）关于教育观念的研究发现，在“身心投入观”和“学习吃苦观”维度上，劳动阶层父母显著高于中产阶层父母；而在“同级比较观”维度上，两阶层未见显著差异。由此可以进行推断，劳动阶层往往将后续竞争的失败归因到教育的缺乏。在“第一批大学生”享受“非竞争性选拔”而走上高收入阶层的时代红利的加持下，“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同级比较观”与内卷等观念的共识也反映了社会普遍意识到竞争式选拔已经占据支配地位。
产业后备军愈发庞大
受社会经济压力影响，就业形势越发严峻复杂。自动化生产的加速推进和工时的延长更加导致了工作岗位的缺口。即使是高技术的信息工人，面对35岁裁员等考核淘汰也难以抗衡。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与尚不健全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使得工人不得不接受基于剥削的每一次考核，以维持贷款偿还和生活进行。而每通过一次考核，就意味着向资方让渡了自身的权利，剥削又紧了一步。
政治精英的选拔影响
受“学而优则仕”与“铁饭碗”观念的影响，加之在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压力增大的时期，体制内的职位因其稳定性而更具吸引力，考公历来受应届生关注。而火爆的考公队伍又加强了一种崇尚考公的社会价值。
考试文化的挑战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阶段，考试文化展现了许多问题，总的来说是考试平均成本>考试效益期望，其运行实质可以解释为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
供给侧——教育沉没成本愈发加码
一方面，由于家庭剩余劳动（可支配收入）的增多与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普遍状况，每个子女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水涨船高。陈武元、陈祎、蔡庆丰（2024）的研究也指出，家庭感知就业形势、教育形势相对严峻时，会增加教育支出以帮助子女在教育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由于学制的延长与“考研高考化”，教育投资的年限也越发延长。
交易成本——考试选拔成本愈发升高
在高考阶段，随着对“一考定终身”的改革，体育考试、自主招生、强基计划等招生名目在选拔阶段极大增大了选拔成本，更使得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屡禁不止。对于名校的报考尤其典型，一名希望报考强基计划的高三同学往往需要去省外参加暑期学堂、学科营、学科奥赛、寒假学堂、强基校考等，以及每次考试前相关的培训。在读研阶段，大学生往往用一年乃至更多准备考研，更有知名考研院校从大一就为考研做准备。重筛选、轻培养，重考试、轻教学的风气大行其道。
需求侧——社会阶层流动趋于瓶颈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一批规模巨大的阶层流动。而随着市场趋于饱和与人才队伍逐渐壮大，高等教育资源不再具有此前的稀缺性，也难以作为阶层流通“改变命运”的法宝。加之一些新的利益集团已经生成，代际辈出率越发升高，考试难以承担将政治与其他精英吸纳到核心集团、实现阶层流动的作用，而是成为阶层（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结束语
无论是高考与读研中对此前沉没成本的“惊险一跃”，还是政治精英与工人队伍不断进行的“惊险一跃”，考试制度传统与当代实践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在当下诚然造成了内卷、躺平等社会问题。但考试文化中蕴藏着对民主、公平的追求与对社会健康流通的期待应当被充分重视与肯定。把劳动力视为一种个人与社会共同生产的、需要在雇佣劳动中不断完成“惊险一跃”的商品，也许可以更加理解当前就业等问题的机理。由于剩余价值的剥削难以转化为消费而不能持续创造工作岗位，便是劳动力商品视角下经济危机的来由。优化劳动者初次分配比例，建设产业工人与兜底性保障措施，健全青年人才上升渠道，更好地运用市场手段代替选拔机器实现人尽其才，也许有助于让社会成员从无休止的考试中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陈武元, 陈祎, 蔡庆丰. 社会少子化、刘易斯拐点与家庭教育投资——基于资源再配置的研究视角[J]. 教育研究, 2024, 45(10):121-136.
华伟，缪建东. 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父母教育观念之比较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 (4): 99-105.
韩双淼，傅浩东.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基于教育分流视角的考察[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3, 44(6): 84-92，102.
胡向东. 试论中国考试文化的内涵与特性[G]//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考试》杂志社. 1999年考试研究论文专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97-304.
李婉秋，赖玥. 学历如何影响职位晋升?[J].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2015, (1).
刘海峰, 苑津山. 文化传统与中国式考试现代化[J]. 中国考试, 2023, (01):26-30.DOI:10.19360/j.cnki.11-3303/g4.2023.01.006.
任祥煦.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中的问题[J]. 劳动理论与实践, 2000, (03):7-8.
孙光宁.“末位淘汰”的司法应对——以指导性案例18号为分析对象[J]. 法学家, 2014, (04):99-111+178.DOI:10.16094/j.cnki.1005-0221.2014.04.012.
王炳权，李海洋. 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转换逻辑[J]. 学术研究, 2016, (12): 52-59
王亚华. 治水与治国——治水派学说的新经济史学演绎[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4):117-129.
王世玉. 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考试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D]. 湖北师范大学, 2023.DOI:10.27796/d.cnki.ghbsf.2023.000126.
王新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考政策公平性的价值变迁[J]. 教育学报, 2021, 17(1): 85-99
王鹏劳动合同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 载颜茂昆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编著:《中国案例指导》(总第2辑), 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1页。
未知. 表1 学生家长职业构成与职业人口分布比较（1985—2002）[Z]. 2017.01
武玮. 研究生第一学历与起薪差异[J]. 教育与经济, 2017, 33(3): 89-96
吴光侠:“指导案例18号《中兴通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诉
谢富胜, 匡晓璐. 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基于产业后备军理论的存量和流量分析[J]. 经济学家, 2018, (01):12-19.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8.01.002.
尤宇轩. 下岗的“道德记忆”建构[D]. 东南大学, 2020.DOI:10.27014/d.cnki.gdnau.2020.002304.
仲启群. 公选时代的终结?——中共干部选拔民主化的探索与转型(2002～2014)[J]. 政治与法律评论, 2016, (01):120-151.
郑雅君著；熊庆年主编. 金榜题名之后 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