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骤变的国际局势与如火如荼的国内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处理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矛盾,对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式去解决,对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方法论塑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
当今中国社会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入分配问题在各种群体矛盾之间,占据了相对根本的解释因素。我们想探讨这些矛盾中切实根本的问题,不免回归到分配问题及其干群矛盾。
一、中国分配矛盾的性质分析
中国的分配矛盾完全是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吗?恐怕并不是。在分配矛盾比较突出的领域,恰恰存在着很多危害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贪污腐败、侵吞国资、资产转移乃至忠诚失节等等。对于这些敌我矛盾,就要坚定地使用专政的手段。在对这些消极因素斗争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惩前病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加以制度性的优化,弥补纪律检查的缺失,从而消灭这些破坏势力产生的土壤。
分配矛盾更主要的方面还是在人民群众之中,当然这是当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使得民族资本家仍然属于人民范畴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积累下,剩余劳动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进行转移,这与在其他市场经济中并无什么不同。民族资本家占有的分配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的相当部分会被投入社会再生产之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因素,这一部分是我们应该鼓励的。但是也有相当的部分在资本家的穷奢极欲下消灭掉了,这一部分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减少的,应当通过取缔过高收入与二次三次分配双管齐下。
分配矛盾的问题体现在,两极分化的趋势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与富者田连阡陌形成对比的是,尚有众多无产者的生活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他们的个人剩余财富被消灭,生活、发展权利受到了剥夺。光鲜亮丽的现代生活,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他们从出生开始接受的教育、能用于再生产的剩余劳动积累,决定了他们在系统性上并无改变命运的通道。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统筹兼顾,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上一些观点认为,某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和人民的生活状态是由于他们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从而用一种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他们;这是无利于矛盾的解决的。近些年来,我们使用政策支持和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恰恰说明了好逸恶劳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旧社会给他们的命运。通过团结的方式打破旧社会的枷锁,这正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典范做法。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同样也需要用这种方式。
二、中国分配矛盾的性质转化
但是,是否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问题可以高枕无虞了呢?恐怕也不是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1957年对于矛盾转化的分析,今天同样适用。
一方面,有一些民族资本家把共同富裕的建设当作了敌我矛盾来进行看待,因而采取了敌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这里就需要我们做好政策的解释,要解释好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杀富济贫,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达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同时,也需要我们建设更为亲清的政商关系,完善市场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当收入,应当予以坚决取缔;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予以坚决处理;统一战线工作不能成为违法乱纪的免死金牌。
这里就说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历史问题的民族资本家——恐怕这个群体不在少数。他们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钻了执法不严的漏洞,发了许多不义之财,在长期上担忧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直保持着敌视态度,冥顽分子直到彻底把我国复辟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才肯罢休。对于这些群体,要分清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应当承担的历史罪责要严肃追责,以消灭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侥幸心理。确已经改过自新、消除不良影响的,就应当予以教育和指导,引导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方面,对于具有美好生活向往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有一些干部把与他们的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来看待。这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这些干部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对立面,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对自己的反对,因而他们对群众自然也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并不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而要以教师爷的口吻去指挥群众,把群众看成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把群众看成了专政的对象。这样一来,人民民主就被破坏掉了。
人民民主的前提失去之后,群众和官僚的矛盾也激化为了敌我矛盾。群众不得已采取一些看起来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来,“少数人闹事……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而政绩观的错位又使得官僚认为群众是破坏自己的执政,更加把群众看作是敌对的势力。最后,矛盾不断激化难以收场。大跃进、文革、……,殷鉴不远。
三、如何避免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
避免分配问题转化为敌我矛盾,就要统筹兼顾做好市场经济分配。如果分配失衡、两极分化,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基础就不存在,势必产生资产阶级复辟的敌我矛盾。要想敌我矛盾不被激化,首先需要解决问题。要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共同富裕制定具体的目标体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政绩观;要彻底解决系统性贫困风险,“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定执行宪法和法律,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着力解决教育、住房、医疗、劳动等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敢于同制造扩大这些问题的利益集团进行严酷的斗争。
避免干群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就要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民主和专政的对立统一上来讲,如果破坏人民民主,那其实就是把人民放在了被专政的位置,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人民群众的诉求,要加强信息公开,强化行政事务的透明度;要把人民群众朴素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引导到制度化、系统化的政治参与;要在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下,不断破除妨碍人民民主实施的壁垒。
避免干群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就要勇于自我革命。党内存在着大量的存量问题与时代挑战,“七个有之”之徒尚且存在,新兴利益集团形成演进。对于脱离群众的干部而言,与群众的矛盾自然就成为了敌我矛盾。需要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在重要岗位干部的人选考察上,要更多地考察群众基础,用精神引领刹住当官发财的歪风邪气,及时清退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的党员。在事务部门的制度设计上,要更多地让干部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时刻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监督,才能让腐败无处侵蚀,让干部在与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四、结语
在社会形态变迁中消灭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追求梦想。在市场经济中建设社会主义近五十年实践求索,这是社会主义500年来所未有的事业。如何在市场阶层分化中,保持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今天历史周期律对我们的拷问。
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
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